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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2-29 13:52

  近年来,有关中山装的、国之四维、五权宪法等政治含义流传甚广,方兴未艾,已经。然研读所有相关论著,始终未发现有支撑史料。另一方面,也有少数学者明确否定。如此现状令人困惑,事实真相到底如何,笔者以为值得深入考辨

  目前社会上有两种流行的说法,一是孙中山当年向服装公司订购中山装,便声言以五个胸扣象征五权分立,四个口袋象征礼、义、廉、耻,三个袖扣象征。这是普遍流行的观点。二是中山装设计之初,并没有特殊的含义。20世纪30年代,中山装造型被赋予了革命及建国的含义:前襟的四个口袋代表礼、义、廉、耻;前襟的扣子改为五个,寓意五权分立,即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权;袖口的三个扣子代表,即民族、民权、民生;衣领为封闭的竖领表示“三省吾身”

  关于孙中山创制中山装,学术界已有共识,但其时间、地点与过程仍有分歧。据《孙中山全集》、《革命逸史》等史料,孙文本人论述中山装的言论不多,目前可以明确的是,他深谙改易服装的政治象征意义,也将断发易服视为革命标志。孙中山深感中国传统服装过于陈旧、拖沓,而西装穿着不便,成本太高。早在1912年他就提出制定中国自己的礼服:“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礼服又实与国体攸关,未便轻率从事。且即以现时西式服装言之,鄙意以为尚有未尽合者……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同时又须丝业、衣业各界力求改良,庶衣料仍不出国内产品,实有厚望焉。”[①]《中山先生事迹七则》中提到,当孙中山穿起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费事费钱。”[②]至于创制中山装所谓的等政治意义,目前不仅没有直接言论可据,间接记载也从未发现。考虑孙文的个性,如果真有此意,他一定会广为宣扬,必然会留下相关材料。故最合理的推测便是孙中山从未赋予中山装等特殊的政治含义

  国民政府建立后,决心继承孙中山遗志,故其强力推广中山装便属自然。先机关、次学校、再民众,利用国家权力逐次推广中山装。1927年,江苏等地方政府便发布了相关通告。1928年初,内政部就明令部员一律穿棉布中山装。[③]4月,南京市政府“为发扬精神起见”,规定职员“一律着中山装”。[④]1929年4月颁布《文官制服礼服条例》:明确“制服用中山装”,中山装由此成为国民政府法定制服。[⑤]

  除官书、档案、文集外,笔者也通过《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及《申报》全文数据库(1872-1949),总计检索到1683笔关于中山装的近代报刊资料,最早始于1926年5月,最晚至1949年5月。它们主要是申报广告,余则新闻、轶事、政府通告及小说等。[⑥]

  其中转载或报导的各级政府部门通告总计53条,内容皆有明令穿着中山装,各年通告次数统计如下:1927年9次;1928年10次;1929年8次;1930年3次;1931年1次;1932年2次,1933年1次;1934年0次;1935年3次;1936年8次;1937年4次;1938年0次;1939年1次;1940~1943年0次;1944年1次;1945~1947年0次;1948年2次;1949年0次。但在所有明令穿着中山装的政府通告中,从未见到与中山装代表、五权宪法等相关的表述。譬如

  1927年江苏民政厅训令:第八百二十九号(中华民国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令各县公安局局长(除溧阳):各县公安分局……,服装冬用黑色,夏用白色,一律改中山装,用青天白日帽徽,仰各该局长一体遵照。[⑦]

  1936年南京电:蒋院长前以各机关公务人员服装、参差不齐,曾令所属部会署切实整顿,并手谕行政院:凡股长科长以上人员,须一律穿中山装,领左右编制徽章符号,以资识别。冬季服装须用黑呢,夏季概用黄斜纹布。又行政院定三日下午三时召集所属各部会署开审査会议,详定整顿服装办法(二日专电)。[⑧]

  1944年四川教育厅训令:教二字第二九八八号(三三,三,一六):令各县政府、公私立中等校、省师校:通令各公私立学校校长应着中山装。[⑨]

  审读目前的所有的官方文献,从未发现国民政府赋予中山装特殊政治含义的相关材料

  服饰不仅是一种物质文化的体现,更是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因素融合的产物。民国时人于着中山装之原因及价值亦多有分析

  首重革命性,正如章乃器所言“要革命,先从服装革起。”[⑩]次则中山装“既可节省经费,又可锻炼身体,又可纪念总理,又可消除腐化的积习。”[11]

  双石山人认为衣、食、住、行是孙中山民生主义中提出的四大问题,“中山装之价值”,主要有便利、严整、价廉,利于阶层平等,适用多种场合。[12]《新闻报》载文曰:“国人欲以之纪念孙总理者”,“中山装为孙总理在时。因其便利适意。故乐穿之。后总理逝世国人欲以之纪念总理。故名之曰中山装。”[13]

  1928年上海邮务职工会代表大会通过一律改着中山装议案,“指出理由多项:一改良中国服装、二提倡国货、三提倡朴俭美德、四表示尚武精神。”[14]

  检视所有时人有关穿着中山装的原因及价值的讨论,从未见到有、五权宪法等特殊含义

  接着看《申报》广告。中山装的广告虽然只是营销手段,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事情的真实面貌。《申报》含有中山装的广告前期大多是销售中山装及中山呢、中山扣等配件,后期则以包含着中山装特征的寻人启事为多。中山装的价值、优点自然是商家要宣扬的重点。譬如

  在提倡改良服装时,要以中山装为最宜,各处风起云涌,纷纷改穿中山装,以麻纱料制成,既舒服,又便利,家常出门都极相宜,每套七元半,售价便宜,以冀普及。[15]

  小学生人人宜服中山装。欢迎学校采为制服,灌输儿童革命精神。经济:穿中山装较普通长衣轻便,取价便宜永久耐用;卫生:穿中山装无左薄右厚之弊,裁制体贴舒适卫生;精神:穿中山装可提尚武之精神,精神活泼英气渤渤;美观:穿中山装不若长衣之拖带轻捷玲珑美观可爱。取料纯系国货、售价特别便宜。[16]

  所有推广中山装的《申报》广告中,只有1928年9月3号一则涉及:“中国现在最难解决的,就是平民生计问题,所以上,民生主义列为第一。倘是同胞们,人人都乐用国货,……是中山先生的救国主义,那么做了中国人,着了中山装,又去用外国的劣货中山扣,岂非是替外国人扩充生产的力量?”[17]该广告打着旗号,实际上是推销国货中山扣,与中山装所谓的政治含义毫无关系

  通过对民国时期大量官书、档案、新闻、小说、广告等官私文献分析,可以发现,中山装既是革命的产物,也是服装的革新。其流行既包含政治原因,也有现实合理性。国家权力的规训、引导是主要的外因,民众的接受和认可是主要的内因,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渐进过程,但其中并不存在所谓特殊的政治文化因素

  目前可见最早的材料在1929年,署名妙观的作者谈到:“昨晤自南来某要人,为述民党制服之起源,始恍然于所谓代表三民五权等说,均属牵强误会。……某君随侍中山多年,其说当不虚也。”[18]其中“三民五权”应指、五权宪法,可见在民国政府强力推行中山装的同时已有类似传言。但其后一度中断数十年,未曾在文献中再现,说明在民国时期知之甚少、不被社会认可

  新中国建立后,直到1986年,中山装相关文章才再度出现。广州文博专家黄汉纲认为中山装源于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协助孙中山的助手是广东人黄隆生,他们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又将原来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但并未提到其有特殊的文化蕴含。[19]《文史杂志》所载有关中山装的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专文亦未谈到其有何特殊的文化蕴含[20],此后6年计6篇关于中山装的文章也是如此。这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2年内,所谓中山装具有特殊含义的说法尚未出现

  1992年,复旦大学旅游系教师夏林根于《第一套中山装》文中写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要求上海著名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的师傅以日本陆军士官服为基样,设计一套直翻领的四贴袋服装,袋盖成倒山形笔架式,钮扣为五粒,象征五权宪法。[21]身为沪上旅游业者,抛出中山装诞生于上海并有特殊含义的“高论”,很难排除文宣推广的意图。尽管这个新中国首次提出的五粒钮扣象征五权宪法说并未提供史料依据,但因新奇有趣开始逐步流传。其后,《领导文萃》摘编了《文化生活报》一篇有关中山装来历的短文,基本沿用这个故事,同样没有支撑材料,但首次提出“原在门襟缝上七粒钮扣,孙中山提出改为五粒,象征五权宪法。”[22]这两个先后出现的故事都仅涉及所谓五权宪法含义,故应与1929年的“三民五权”传言没有直接关系,属于新中国时期的“新创造”

  不久,《新民晚报》刊文称:“中山装因其造型大方朴实、结构严谨持重,在1929年被定为政府官员的礼服。在宪法中规定,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要穿中山装。春、秋、冬三季用黑色,夏季用白色。从形制上看,中山装紧收颈部的衣领,是一种压力与危机的象征。前襟的四只口袋,标志着礼、义、廉、耻的儒教思想,并认为此为国之四门。门襟上有五粒纽扣(原为九粒)则含有五权(行政、司法、立法、考试、监察)分立的意思。袖口的三粒纽扣,则寓示着民族、民权、民生的原则。中山装给人以信心和力量,蕴含着设计者强烈的主观意愿和设计理想,并与民国历史的背景和使命相融。”[23]该文使中山装由形制到结构的所谓文化寓意空前丰富,令人耳目一新。其“微言大义”,言之凿凿,容易让人信服。虽同样未提供任何史料依据,却迅速流传。可以说,上海的旅游业者和媒体对于中山装所谓的特殊政治含义的产生和流行“功不可没”

  然而,谭经望只是一名科技记者,其大作《中山装的寓意》硬伤非常明显。稍懂史者皆知,孙中山所规定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1929年召开的三届二中全会规定,训政期限为6年,到1935年即可结束训政,颁布宪法,实施宪政。换言之,1929年国民政府根本没有宪法,何来“在宪法中规定,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要穿中山装”。前文已述,规定“制服用中山装”的文件实为1929年颁布的《文官制服礼服条例》。退一万步讲,即使是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而未付表决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也不可能具体到规定“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要穿中山装”。由此可知,该文以讹传讹、闭门造车的嫌疑很大,很不严谨,但仍被很多专业研究者反复的暗自引用

  2003年春,中国内地第一部大型近代史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历经四年最终面世,最后一集孙中山在张勋复辟后发表的演讲说道:“哦!对了,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有点古怪是吧,……我设计了三颗扣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爱。这边也有三颗扣子──民族、民权、民生。那宪法呢?呵呵呵,我说的不是三权宪法。我发明了个新词,叫五权宪法。”《走向共和》明确孙中山设计了象征三民五权的中山装,显然是受到了此前社会上流传的相关故事的影响,而用五个口袋(含一个暗袋)代表五权宪法的新奇说法首次出现,说明当时的传说五花八门,尚未统一。现代媒体的传播作用不可小觑,它无疑会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中山装具有三民五权特殊含义的印象

  次年,岳麓版高中历史新课标教材必修二第13课《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有关中山装的小字部分赫然明载:“中山装造型的含义:前襟四只口袋代表立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袋盖为倒笔架形,寓为以文治国;依据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督五权分立的理念,将前襟设计成五粒扣子;袖口的三粒扣子代表立国的;封闭的衣领显示了‘三省吾身’、严谨治身的理念。”[24]这个解读显然是以谭经望版中山装故事为核心,又对衣领和袋盖的含义有所“完善”,但照旧没有提供任何支撑材料,甚至连文献来源也没有标注。其后的岳麓社各修订版教材一直沿用,只是把原来所配之明显矛盾的前襟7纽扣中山装图片换成了5纽扣。做为注重“史由证来,论从史出”的历史学科的教材,如此草率殊为不妥。教科书的权威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于中山装的所谓政治含义普及化“居功至伟”

  继电视媒体和官方教科书后,2005年至2007年,浙江宁波红帮裁缝、上海开开集团、北京红都集团、广东中山市竞相提出申报中山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山装申遗变得炙手可热,提供历史叙事、展示艺术价值成为四地申遗的共同前提,于是中山装的三民四维五权等政治文化蕴涵自然成为浓墨重彩之处,不断充实,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中山市政协主席、作家兼诗人丘树宏多年来对此不遗余力,可谓典型。[25]其实正如朱大可先生所论:中山装之所以遭遇如此激烈的争抢,“并非基于申遗者的乌托邦激情,而是源自市场利益的驱动”。[26]

  几乎在同一时期,张艺谋、李连杰、刘德华、成龙、甄子丹等,越来越多的华人大腕明星愿意身着中山装亮相国际舞台。据报载中国外交部曾专门作出着装规定:“男士着中山装,女士着旗袍代表中国形象。”[27]这种趋势似乎与、以来的国家领导人着中山装出席国内重大活动不谋而和。至此,我们可以说中山装在新中国也已经取得了“国服”的地位。这对于其所谓特殊政治文化的体认无疑会起到巨大的正面强化作用

  与民国时期中山装的流行类似,1990年代以来新中国有关中山装所谓的特殊政治含义的产生、发展和普及,也是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融合的产物。商业利益的驱动与炒作,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豪以及对革命伟人的崇敬与纪念等诸多动因与情结相互交织,使中山装的所谓文化蕴涵很容易成为一个越来越美丽的童话

  基于民国时期大量官私文献的梳理检核,没有证据支持孙中山或国民政府曾赋予中山装特殊的政治含义。民国时期中山装的流行既包含政治原因,也有现实合理性。国家权力的规训、引导是主要的外因,民众的接受和认可是主要的内因,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渐进过程,但其中并不存在所谓特殊的政治文化。1929年,虽然民间曾经出现过一次中山装象征“三民五权”的说法,但其后一度中断数十年,直至民国结束未曾在文献中再现,说明在民国时期知之甚少、不被社会认可

  通过建国后大量文献和史实的排比分析,中山装所谓的特殊含义复杂的演变过程昭然若揭。新中国建立40多年后,其自1992年夏林根为始作俑者,不过4年,便由科技记者谭经望臻于大成。新世纪初,电视媒体、官方教科书、服装公司及地方政府等先后大力宣扬,所谓中山装的、国之四维、五权宪法等政治文化蕴涵终于成为流行的“常识”。然而,在此期间,相关言论绝大部分出自旅游、科技、服装、文学等领域从业者,而且始终没有哪怕一条史料支撑,包括其中唯一的一篇由历史学者撰写的专业研究文章[28]

  考虑到台湾政府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笔者也专门电邮咨询了台湾的陈永发、古伟瀛等知名历史学教授和专家,他们大部分阅信前连中山装的“三、四、五含义”都从未听闻。台湾教育研究院的同行萧忆梅博士回复说:“关于中山装的、五权宪法等政治含义应该是没有明载在台湾中小学教科书的, 至少在历史教科书是确定没有的”

  至此,我们可以比较稳妥的认定,所谓中山装的特殊政治意义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最多可以视为民间娱乐版,专攻民国风俗文化的李少兵教授亦持同样立场。[29]笔者以为,中山装可以穿,孙中山应该爱,但不能把中山装与孙中山思想任意附会。正如著名孙中山研究专家、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原负责人余齐昭所言:“中山装体现孙中山治国理念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希望后人不要拿中山装与中山先生倡导的‘道德礼仪’、‘立宪理念’、和‘’挂钩。”[30]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和执教者更应慎之又慎

  [①]《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1912-02-04),《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61-62页

  [②]黄汉纲:《中山先生事迹七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3页

  [⑤]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内政年鉴》第4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F)13页

  [⑥]主要报刊如下:《申报》、《新闻报》、《大公报》、《司法公报》、《军政公报》、《江苏民政厅公报》、《四川省政府公报》、《南昌市政府市政周刊》、《浙江建设厅月刊》、《江宁民众》、《觉路》、《外部周刊》、《津浦之声》、《光芒》、《津浦铁路月刊》、《绍兴县政公报》、《铁路杂志》、《法令周刊》、《交通公报》、《广西公报》《直捣周刊》、《民间周报》、《新评论》等

  [12]双石山人:《中山装》,《民间周报》1935年第120期,第12-14页

  [19]黄汉纲:《中山先生与中山装》,《中山先生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8—219页

  [21]夏林根:《第一套中山装》,叶亚廉、夏林根主编:《上海的发端》,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第336页

  [23]谭经望:《中山装的寓意》,《新民晚报》1996-12-24;另见谭经望:《中山装的寓意》,《中外企业家》1997 年第9期

  [24]曹大为、赵世瑜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92页;2012年版,第55页

  [25]参见丘树宏:《中山装文化意义的有益探讨》,《中山日报》2008-12-09(B03);丘树宏:《中山装的文化性(金台随感)》,《人民日报》2009-11-21(08版);丘树宏:《中山装: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文艺报》2009-11-12(006);丘树宏:《中山装的文化性》,《理论学习》2010年第2期;丘树宏:《中山装的文化性》,《新湘评论》2011年第20期

  [26]朱大可:《中山装的乌托邦》,《中国新闻周刊》2007-11-09

  [28]陈蕴茜:《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

  [29]李少兵认为:“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前襟五个钮扣表示五权宪法;袖口三个扣子表示。这是民间比较流行的说法。”见李少兵:《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30]黄丹彤:《专家纠错:中山装非体现治国理念寓意礼义廉耻》,《广州日报》2011-03-25。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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